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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都是別人的,好處都是自己的,可以在致仕之前,留下更好的名聲、更寬的人脈!
楊廷和的猜測很陰暗,卻距離事實不遠。
但在李東陽看來,這是公私兩便的事情,給自己撈好處的同時,還能為國拔才,何樂而不為呢?
……
大概花了兩個時辰,閱卷統計結果出爐。
第一名,楊慎,滿分,十四個“○”。
第二名,餘本(會試第一百九十二名),十二個“○”,兩個“△”。
第三名,鄒守益,十一個“○”,三個“△”。
王淵排在第九十八名,三個“○”,兩個“△”,四個“丶”,四個“丨”、一個“x”。
楊廷和拿著王淵那份答卷,感慨道:“此人的卷子,一言難盡。”
楊一清笑道:“我倒是覺得言之有物。”
“哈哈,大膽敢言,此子可為御史。”大理寺卿張倫笑道,他給王淵打的也是圈。這位先生乃言官出身,擔任監察御史巡視各地,復又以斷理冤案名滿天下,他知道王淵寫的許多內容都是實情。
王淵寫的什麼?
在討論文武之道時,他說先秦時代不分文武,宰相都是下馬治民、上馬管軍,所以有“兵農一致,文武同方”的說法。又以管仲為例,闡述以文促武、以武敦文的道理。
雖然千古大道相同,但具體環境是變化的,於是有了文治和武治的差別。
天下混亂的大爭之世,必須以武治為主,因為此時的首要目標是強兵。但與此同時,更要重視文治之功。
為何大明太祖能得天下,其英明神武的地方,就體現在文治方面。張士誠和陳友諒,一個富甲天下,一個兵多地廣,卻只知掠奪,不事生產。太祖皇帝可以敗一次、敗兩次、敗三次,由於軍糧充足,敗多少次都可以重頭再來。
而張士誠和陳友諒,看似強大,其實早把治下百姓掏空。他們敗一次便內部矛盾激化,敗兩次、三次就徹底崩盤。這就是太祖皇帝的文治之功。
現在又是什麼情況呢?
其一,太祖皇帝定下的制度,被破壞得千瘡百孔。馬政、鹽政、茶政分別如何如何,衛所制度又如何如何,官田制度又如何如何。
其二,此時的大明,與開國之初又不同。國朝初年,地廣人稀,只要種地,皆得其活,人民富足安樂。一百五十年過去,人口繁衍生息,大明變得人多地少,因此催生出大量流民。一旦有反賊舉事,這些流民都是潛在威脅。
其三,太監和貪官,盤剝百姓,魚肉鄉里,人民苦不堪言,應該整頓吏治。
其四,土地兼併是個最嚴重的問題,這導致朝廷收不上賦稅,而農民又負擔沉重。應該進行全國性的土地清查,改革賦役制度,既能增加稅收,又能減輕農民負擔。
其五……
王淵說了很多實際問題,有些是從王陽明那裡聽來的,有些是從沈復璁那裡聽來的,有些是鄉試路途中請教商隊秦把頭所知,還有些是自己在穿青寨親身體會的。
甚至,王淵還提出先把實物賦稅,逐步改為貨幣納稅,取得成效之後乾脆攤丁入畝。
還有,王淵認為應該增加就業,讓流民能找到活路。首先要進行的,便是戶籍制度改革,允許小商販在居住地落籍,一個戶籍改革便能減少無數流民。
這些都還不算什麼,最嚇人的是,王淵提出實行分稅制。即把一些稅收列為國稅,另一些稅收列為地稅,這樣才能充實戶部,讓中央在關鍵時刻有錢可用。
可惜戶部尚書沒參與閱卷,否則肯定要給王淵一個大圈圈。
於是就出現巨大分歧,楊一清和張倫覺得王淵言之有物,特別讚賞王淵的卷子。
而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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