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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賣部老闆說:“以前養豬是自己的,種樹是自己的。現在賣豬要收稅,砍樹賣也要收稅。最氣人的是村辦企業!”
宋維揚笑道:“你們村裡還有企業啊。”
小賣部老闆說:“十多年前辦的,大家都集資,這家10塊錢,那家20塊錢,有錢的就湊幾百塊錢。企業是大家的,賺到錢按股分配,過年的時候分錢特別熱鬧。後來不行了,企業不是大家的,是村裡面的,整成了大鍋飯,賺到的錢還要被鎮上拿去一些。誰幹啊?廠子就垮了唄。”
洪偉國解釋說:“村裡的廠子我知道,垮掉的真正原因,是產品賣不出去。”
宋維揚問:“以前產品都賣到什麼地方?”
洪偉國說:“賣到附近的鄉鎮集市,顧客都是農民。後來農民手裡沒閒錢,買產品的就少了。”
宋維揚默然不語,寥寥幾句話,呈現出來的其實是中國鄉鎮農村的市場崩潰。
中國農村改革是從1978年開始的,之後的十年是農村發展的黃金時代,併成為中國數千年曆史當中,農民收入最接近城裡人的時代——空前絕後。
這十年間,農村、農民和農業推動中國經濟蒸蒸日上,農民糧食充裕,還搞起了無數鄉鎮和村辦企業。而那時國家財政雖不寬裕,但還不斷撥款新修水利,並幫助農村建設醫保體系和教育體系。
可到了1987年之後,財政分灶吃飯,事權下放,農村所有事情都由鄉鎮政府負責,連軍烈屬的費用,市以上財政都不撥錢了,實際的結果就轉移負擔給農民。農村包括修路、通電、電話、蓋學校都要靠農民集資,而農民出錢之後,這些東西的產權卻不是農民的。
接著又是94年稅改,地方政府沒錢,搞得市縣級別也從農民身上撈錢,農村負擔呈幾何倍提升。
農村,農民,似乎一下子被遺忘。
宋維揚想要搞這個論文的最初目的,是因為喜豐的產品只能賣到縣一級,村鎮市場的收益幾乎為零。他從那些資料中發現,中國農村的經濟是崩潰的,而此時有九億農民,這九億農民喪失購買力,還談什麼拉動內需?
不調查沒有發言權,透過跟小賣部老闆的一番交流,宋維揚發現,90年代的農村改革並沒有像他想象中那樣放緩,而是加速了!
農村改革的速度,遠遠超過城市改革和國企改革,只不過農村改革的方向跑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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