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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岱又盯著手中澳洲人燒出的瓷杯發呆。
張岱自號陶庵,好古玩,富收藏,精鑑賞,對瓷器頗有研究。張家是紹興的郡望,分作兩房,是為東西二張,張岱是西張的長房長孫,他愛陶瓷器物,又有家中財力支援,是以年紀輕輕便很能蒐羅一些名器。再後來,張岱便嫌棄那些陶匠畫工太爛,所作的瓷面畫粗陋不堪,便起心思要自己起一窯,創個“紹窯”或者“張窯”出來。仗著家中身份,又掏出自己的體己,僱了景德鎮的老窯工,硬是起了一個卵窯。猶記得第一次開燒,燒了四天,兩尺長、碗口粗的上好松木柴,一半乾陳三年有餘,一半新斫尤溼,用了四萬五千斤。然而一窯開啟,破損開裂的不說,完好的卻沒一個能入自己眼的。連燒幾窯,雖然“完好”的成品漸漸也多了,但仍然未能達到張岱心中期待的效果。因為投入大、初期虧損嚴重、市場前景不明,張岱那個時候正又是科考不順,漸漸家中有了“玩物喪志”的風評,長輩嚴厲申斥之後,這個陶瓷專案也就下馬了。
張岱想要什麼樣的瓷器呢?以顏色論,純色素身的,白則必如鹽如雪,青則必如天光湖色,紅則必如丹朱鶴頂;釉彩的,則要胎色純淨,繪圖精妙,配色和諧……張岱最看不慣的就是瓷器的芒口,以前他把玩瓷器時最大的困惑就是為何這些瓷器都不能做到通體有釉,就算是收藏的一些宋瓷官窯、據說是當年內中禁藏的名器,也是口沿或底足有一圈素胎在外,又或者底釉上有五六個芝麻大小的痕跡,這在張岱看來完全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等他自己開窯燒瓷的時候才發現,這瓷上作畫非比紙上作畫,一來不論這瓷器用途如何,大致總都是圓形,曲面上作畫本就不容易;二來釉料乾澀,很多作畫技巧根本用不上去;三來釉料色與燒之後出的釉彩根本不是一回事,畫的時候是看不到成品效果的,比如青花是黑的,粉彩是暗的,全憑經驗。更不用說燒製的時候,匣缽、支釘、疊燒、火候等等諸多法門,都影響成品的形態與質量。而芒口、釘眼之類,實際操作才知道,若是不留芒口,或用支釘撐起,這釉料就要與匣缽粘連一處了。
可手上這個澳洲素色瓷杯,通體施釉,型仿竹節,外壁青而如竹皮,內壁黃而如竹篾,杯底也有釉彩,卻是如內壁一般的竹篾黃,渾然天成,若非把玩,只怕真以為是一隻竹節摳出來的杯子。而且翻來覆去反覆檢視,張岱卻是無法找到任何芒口或者釘眼。
正因為自己曾經玩過瓷器的票,張岱才能真正體會到這中間的學問有多大――張岱並非是個只會把手藝鄙視為“奇技淫巧”的迂腐之人。思來想去張岱也想不明白手上這個瓷器到底是如何做到的,更別說在梁文道書房裡見到的難得一見的澳洲秘窯骨瓷所出的大荷葉盤,對著光竟然能影影綽綽看到自己放在盤子後面的手……
若真如髡賊所言,他們是崖山之後,於海外立國,而中原沉淪腥羶百年後又有高皇帝再立華夏,可兩邊分別發展,以瓷器看,大明這兩百年來的進步遠遠落後於澳宋。而若非要把這些貶作“奇技淫巧”,只談道德文章,當年在杭州完璧書社中所見的十三經注疏,也是遠超當世。然而從劉大府的講稿中看,這“遠超當世”的道德文章竟然還不是澳宋的思想主流。“儒學在個人修養問題上,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大家在自我修養、在人際交往中秉持這些儒家的理念,對自己對社會都是很有幫助的……在治國的角度看,儒家就是‘懶’,或者說逃避現實。他們先假設了一個美好的社會形態,也就是‘人人都是君子’的社會,然後把剩下的問題都歸結到如何讓每個人都成為君子上……然而從社會實踐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完全不現實的方案……”劉大府的發言雖然顯得偏激,但張岱很容易就讀出了這些髡賊對儒家的態度——百家之一,擅於修身,不適合治國。
不適合治國!儒生們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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