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史學之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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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史人者，有二途可尋，一曰專精，二曰會通。精之一門，未知全貌，博之一途，知全貌而不察精微所處，是謂專精之於會通，其術易得也。夫會通之道，合百家之術以歸一，匯百川而歸海，以一人之力，廓括古今，辯之情理，考其名實，以史通之，實不易矣。史以疏通知遠、明事問道為之心，為史學之義。夫史者，千古絕途而難聞矣。自夫子以下，史遷繼之，而百代之下，未不知何人也。劉子玄析前人之書，詆其史法之過，甚至夫子，以罪其史法也。自漢儒而下，詆儒者少之，然子玄攻之，獨知其道也。實斎不以子玄為尊，別開一家，獨貴史意。史法為器，史意為道，是以道器合一，明之於器則道聞也。

昔劉子玄道：“史傢俱學才識之三才，遂可信也。”誠語如是，馬遷之做史記，情理兼備，然考人物事蹟，多誤後人。魏收作魏書，千載之下猶稱穢史，是以史識之能，乃史智也。學時稍長，即識天地人之理，然史才獨善之也。史才者，非文采也。史文之於文采，乃求真求確，非文采之搖盪，偏乎情理之外，史文重質非情也。唐書所載：“恪，隋煬帝女所生也。”一言明乎褒也。然之情至此而止，不可再也。史文之質如此也。夫史者，具學才識，審其理，斷之其人，明乎古今之變，天地於我共一，抱史志合乎心，而一以貫之，則情理猶明。夫子作春秋，明乎褒惡，以諷君王，正世風也，然夫子之能如此。而史遷括天人之道，而撰史記一書，乃紀人情，觀天地作書，是以本記、列傳、世家、書、圖之並舉，乃體大思精之作。史遷之於夫子，史識之智過也。鄭漁仲其二十略，獨善之，其開前人未有之境。章實斎，以六經皆史也，而探古今，是故史學之識，乃因時而長，後之勝古，乃常事也。子玄所論三才，實斎以史德相舉，乃史學之基，亦乃史道也。德，國之重器也，國若無德，則國不可久，昔司馬氏之亂天下，晉帝而曰：“晉室得國如此，晉祚安久？”一語如是，自魏晉以來，六代以下，論之司馬一朝，無人不詆也。夫趙宋一朝，文化猶勝，而武功不振，故多以陋宋為其名也。太祖奪周天下，以欺孤兒寡母，然宋終之時，亦復此耳！左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其言不誣也。為德之有天下，而正也。其德之不正，縱天下之於我手，後世必以恥也。夫國德如是，人德亦如，君子之求財，乃取而有道，非小人之智而獨愚也。然世以小人之行徑為行法，君子之德弗為，是以社會越舉賢人，而仁義之道越不存矣。

史之於德，乃雲史事之真，後學而考其事也，若無史德，焉得流傳，魏收所作之魏書，真乃穢史耶！非也，魏收做史之時，世族林立，帝王以言難收，常言做史乃為後世所書，方可無有曲筆。收因時勢，史文潛於字義之中，故千載後收書亦為傳世。左傳曰：“鄭伯克段於鄢。”其一克字而義出矣，鄭伯弗兄之德，段不悌也。又以史文之質，不簡焉見史識。劉知幾所言做史者，具學才識之三才，章學誠以史德相舉，餘則言之史情，會通五才者，做史方確，真性情也。何雲史情也？人之無情，未所聞也。凡為人之父母，為之子女親朋，未不免有好惡之言，凡舉文者，蘊情乃為至文，然史學亦為人之創，何況乎治史者，絕情觀書，尚有何義。史之於情，乃於人也。史事即人情，人之所誤，事則誤矣。案劉知幾謂史學三長，曰史學，無非學史之時而得之所物，史識即直筆也。才乃做書之能。夫此三才者，千古所載，何乎雲得史學之法也。章學誠即以史德相抵，言史學之人，先具史德。

然餘何以史情以相舉也？

人之記事，案之記言或以記事，史之所載，盈天地之間，無所不包，馬端臨所論史，不過治亂興變，典章禮儀，二者也。動靜相合，史之所變也。然人之時間，之於空間，之於人生，何不發感慨而之書也。馬遷之史記，流乎於情，方以動人，所謂無韻之離騷，本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