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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愛民,史上也確有朱元璋立法“多佑貧抑富”的記載,也鼓勵百姓監督官員,民間可將貪官汙吏抓起來押送到京。

說到底,這屬於封建統治的階級平衡之術。

朱元璋一邊限制官吏、士紳侵民,一邊則是它的兒孫們廣佔民脂,虐待百姓,這是哪個愛民之人幹得出來的勾當?

其實從朱元璋對待孟子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來了。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甚至“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盡心篇》、《萬章上》也充分闡述了孟子對君權的認識,孟子並不認為皇帝絕對正確論,一再強調在君臣體系中皇帝的主導作用,宣揚皇帝不合格就該換的造反有理論,朱元璋自己就是造反出身。

結果屁股底下的位子一變。

態度也變了。

朱元璋不愧是民權先鋒啊。

朱元璋有一個夢想,就是將天下百姓都植物化。

這都不算啥。

韓林之所以如此被厚待。

還孜孜不倦想著有朝一日造反。

原因就在於朱元璋此人心胸過於寬廣。

在浙江,洪武三十一年,陸本為定海知縣,上任時,縣城早已“民困賦租,逃亡者眾”。

定海原是元末活呂布方國珍的地盤。

方國珍並沒跟老朱做過對。

可是他治下的老百姓也跟著遭殃,困於重稅,不惜背井離鄉,紛紛逃亡。

更可怕的不光是重稅,最可怕是動輒將良民充軍,整家整家的喪失自由,淪落為世代翻不了身的軍戶。

洪武22年,因為寧波府昌國縣(在今舟山)有民入海,違反了朱元璋的規定,竟被認定為“民嘗從倭為寇”,將昌國縣一縣百姓,不分良莠,全部謫為軍戶,發配寧波府充軍。

你就問恨不恨?

在蘇州,由於張士誠頗得民心。

所以朱元璋恨死了。

這些地方的百姓開始遭劫,“人民遷徙實三都,戍遠方者相繼”,而且將這些百姓打入賤籍,“至營籍亦入隸坊,”,搞得蘇州“邑里蕭然,生計鮮薄。”

在湖南,由於被陳友諒政權徵過糧,特別是陳友諒敗死後,他兒子陳理被朱兵圍於武昌,命令各地急送軍糧。

長沙府湘鄉縣的義兵頭領易華,緊急徵集了10萬8000石糧米送往武昌。

陳理敗降朱元璋後,朱元璋翻覽檔冊,發現次事,遂不問情由,以10萬8千石做為湘鄉永遠的糧食徵額。

而湘鄉縣在元代,一年只繳3.3萬石。

這就造成了湘鄉史上長達三百多年的“墮糧之災“。搞得民不聊生,被逼得采蕨為食,“民愈困而追索愈迫,財益盡而取派益繁“,一代代人不堪命,大量逃亡。到明代後期全盛的萬曆年間,湘鄉人口銳減到才4萬。

有類似遭遇的,還有瀏陽。史稱瀏陽正常年份一年交稅糧四萬石,朱元璋則將徵糧數額增加一倍達到八萬石。

同樣被朱元璋故意加害的還有茶陵,本來茶陵在元代是一個生計不錯的地方,還出了劉三吾這樣的大儒。

但在元末,也因為向陳理的“漢“政權交過米稅,而被朱元璋惡意的定下石9斗的鉅額糧稅。

因為元末陳氏之事,茶陵遭受比湘鄉更漫長的,長達近四百年的“墮糧“之冤。據明代史料,在朱元璋的洪武24年(1391),茶陵有戶,等到號稱盛世的永樂十年(1412),戶數銳減到8700。到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又進一步下降到650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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