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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社會上甚至出現了“覺醒劑將毀滅日本”的預言。
因此，1951年日本政府頒佈了《覺醒劑取締法》，把冰|毒的製造、販賣、持有和使用定為犯罪。立法後，相關犯罪人數就開始持續減少，但從1970年開始，又再度回升。這和當時的經濟有一定的關係，二戰後日本經濟先是快速復甦，然後高速增長，並一直持續到1970年，之後經濟進入低速增長階段。
在此期間，日本也還有著其他毒品的影子。
比如大|麻，在明治時期，大|麻就被當作治療哮喘的藥物廣泛應用。戰爭時期，大|麻在日本也被大量栽培，用大|麻生產的很多產品都是日軍的軍需品。二戰後，美國主導的日本法律對大|麻栽培進行了嚴格限制。但至今為止，日本大|麻的栽培、吸食都沒能完全禁止。無論是過去還是現代，很多人都沒有將大|麻當作毒品來對待，一些年輕人僅僅將其作為相對“特殊”的菸草。
再比如有機溶劑，隨著嬉皮士文化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流行，致幻劑的濫用也開始普遍，但在日本要想獲得致幻劑非常困難，因此有機溶劑就成了致幻劑的替代品。1967年，有機溶劑最先在東京新宿附近晃盪的嬉皮士中濫用開來。之後幾年，嬉皮士群體很快就消失在時代變遷中，但是有機溶劑卻在年輕人中持續流行。
毒品的傳播在日本隨著法律法規和社會形勢而起起落落，但有一點不會錯，經濟越低迷，社會就越需要毒品。日本經濟從1970年後就進入低速增長階段。而1991年，經濟開始進入停滯階段，因此日本毒品的時代又來了。
“多麼波瀾壯闊的史詩啊，你從這一角就能推測出近代的歷史。”
“說得再多，你也只是想說你們要開始賺大錢了，所以在蜘蛛山監獄建了製毒作坊。而史詩是不存在的，它不過是史海上浮著的汙物。”
“骯髒嗎？之前我也說過毒品和菸酒一樣，只是助興的東西。”
“你瘋了。”陳克明道。他曾聽聞過一些癮君子的故事，最後都以悲劇結尾，因此他對毒品充滿厭惡。
“錯的又不是我們，真的要說有錯的話，也是濫用者自己的錯。有人用水果刀自殺，難道要追究制刀者的責任嗎？小孩子因為吃糖而患齲齒，要怪罪糖果廠嗎？有人酗酒，酒廠又有什麼錯？”
五郎看了看陳克明的臉色，發現他臉上滿是鄙夷，苦笑道：“算了，我也是在浪費時間，我知道你們對我們的看法，一時之間也難以改變。迴歸正題吧，我本是來監獄看看工坊的，最近的產品質量有些不佳，我想來看看是出了什麼問題，然後商討擴大生產的事情。”五郎道，“白天來還是太招搖了，於是我穿上了囚服，偽裝成囚犯，晚上前來，結果遇到了大地震，就我一個人活了下去，偏偏還失憶了。”
“如果我們和你出去，你的身份就會暴露。”陳克明道。
“是的，我本來就不該出現在監獄裡，你們看到了我的樣子，一旦追究我的來源，說不定就會牽扯出不得了的大事。”五郎道，“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藉助你們之間的矛盾將你們全部滅口。”
這就是五郎的動機。
“還真是可怕。”陳克明問道，“所以後來的案子都是你犯的？”
“之前我沒有記憶，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動機。所以我也只犯下了一小部分案子。”
人是很奇怪的生物，在同樣的情景中，不同人的表現可能完全相反，處在困境中，有些人會樂意分享自己的秘密。作為壞人，無論他們怎麼說，他們活得還是很壓抑，肆無忌憚地傾訴，也是一種解壓方式。
“彭蘇泉是我殺的，我在餘震中尋回了一些記憶。也是因為記憶如海潮般席捲而來，我才會暈厥。醒來後，我知道彭蘇泉不幸跌落了，於是自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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