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 ｜ 秦統一程序的間諜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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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屬浩大工程，可以想見所“費”之“人工”數量之巨大。然而，在鄭國“為間”的真實意圖暴露後，秦人的反應耐人尋味。有學者以為:“秦人對經濟的重視、對水利的重視、對實用技術的重視，超越了政治偏見，這體現了秦人具有很強的科學精神、開放意識和寬闊的胸襟。”[3]這一論斷具有歷史合理性，值得相關研究者重視。

如果聯絡“渠就”實際造成“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的客觀效果，可以看到秦文化中注重實際效用的功利主義傾向，這一實用理念也體現在對待別國“間”的處理上。《史記·李斯列傳》也提到鄭國渠事件:“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遊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2]2541韓人“間秦”事件引發秦國上層統治集團對於“客”的真實身份及其意圖的空前爭論，竟然導致“一切逐客”的激烈後果。《資治通鑑》將“逐客”之議繫於始皇十年(前237):“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4]216所謂“遊間”，胡三省注:“謂遊說以間秦之君臣。”可以推想，類似韓人鄭國以“間說秦”“間秦”為使命的“間”者活動在秦國可能是較為普遍的存在。儘管將“諸侯人來事秦者”一律視為“為其主遊間於秦”而實行無差別的“逐客”措施固然可能有些反應過激，但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當時在秦活動的“間”者人數之多、範圍之廣、影響之深。

關東六國為了達成合縱反秦之目的，不僅在軍事、外交上結為聯盟，而且有針對性地進行了大量的偵察與間諜活動。特別是與秦為近鄰的韓、趙、魏三國，採取了多種方式以求“弱秦”和“間秦”。

趙國之所以能在戰國後期與其抗衡一時，也與一批善用間諜的名將有關。例如，趙奢巧妙利用“秦間”傳遞假情報，“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2]2445又如，李牧“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故能屢次“擊破秦軍，南距韓、魏”。[2]2451秦、趙長平之戰後，秦將白起趁勢進擊，韓、趙兩國危在旦夕。於是趙國派蘇代離間白起與范雎的關係，不僅成功地使秦國暫時罷兵，還使兩人互生嫌隙，甚至間接導致了後來白起被賜死。

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慾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郉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2]2335—2336

蘇代能夠成功說動秦相應侯范雎，“厚幣”是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點明“武安君必為三公”並反問“君能為之下乎”則體現以言辭離間的巧妙。故范雎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秦因此撤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此後，白起因與秦王意見不合，對多次徵召都以病推辭。秦王與應侯范雎等商議，決定令其“自裁”。有論者以為白起之死固然有其複雜性，但趙國間諜的離間活動確曾起到重要作用。(2)徵諸史實，應當承認這一觀點具備一定歷史合理性。

魏國本有“用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