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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江漢平原與關中平原距離最短的通道,其線路幾乎是筆直的”函穀道,因他攻打洛陽失敗,為擺脫追兵,不得不如此選擇。
恰好武關道兵少,被劉邦鑽了空子。
經此一戰,劉邦對洛陽認識深刻。劉邦的部下也多贊同定都洛陽,洛陽近劉邦老家沛縣,且咸陽已被項羽焚燬。在名臣婁敬、張良勸諫下,劉邦改變了主意。
一是伊洛盆地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平原則“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二是劉項爭霸,全靠鎮守關中的蕭何的資源支撐,此為取勝根本。
劉邦選擇“長安主、洛陽輔”,由戰略局勢決定。
漢初主要威脅來自“東方八異姓王”,即齊王韓信(後徙為楚王)、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趙王張耳、長沙王吳芮、燕王臧荼、韓王信、燕王盧綰,所佔領土已超劉邦。
他們中不少人是名將,出自劉邦屬下,自領軍割據,劉邦當年為對付項羽,不得已封他們為王。
洛陽處在八異姓王包圍中,以此為重心,難免落入東周後期的窘況。
劉邦雖以長安為主,但在位8年,7次到洛陽,他登基就在洛陽。劉邦生前,將“東方八異姓王”一一消滅,用劉姓王代替。
殺功臣殺順了手,劉邦死時,呂后四日秘不發喪。
商議盡誅開國功臣,被酈商所知,勸審食其說:“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
呂后最終改變了想法。
漢文帝時,劉姓諸王發動“七國之亂”,“長安主”發揮出區位優勢,至漢武帝“推恩令”,令劉姓王諸子皆有繼承權,王國越分越小,“東制諸侯”取得完勝。
可國家戰略轉向對匈奴作戰後,“長安主”的缺點充分暴露——關中乏糧,大軍入駐,難以支撐。
向關中輸糧,成本太高,只能走水運,洛陽的地位陡增。
漢武帝時,函谷關東擴,移至三百里外的新安,此即“廣關”政策,目的是把洛陽也拉到長安的防守體系中。水路從洛陽到長安僅八百里,卻有兩大困難。
一是三門峽的砥柱山,在黃河水道的中間,兩邊水流湍急,水位高,貨船無法透過,只能先把貨物卸到岸邊,從陸路運到上游,再改航運,成本極高。
二是進入關中平原後,河流均淺,僅渭水可航,但彎曲多、泥沙多、枯水期長,後開漕渠,也只有“歲百餘萬石”。
漢武帝窮兵黷武,“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全靠鹽鐵專賣、均輸、收商車稅、算緡(財產稅,此前已有)、私人不許從事對外貿易等維持。漢武帝去世前,民怨沸騰,遂停止對匈奴戰爭。
東漢時,轉向“洛陽主,長安輔”。
一是洛陽靠近劉秀起家的南陽,易得資源。
二是劉秀屬漢室支脈,與劉盆子、劉玄等比,身份上無優勢。洛陽是“天下正中”,自古便是帝都,可彰顯權力合法性,西漢末王莽就曾想遷都洛陽。
三是洛陽水運便利,能迅速出兵到中原各地。
劉秀曾經從商,故東南商業發達,洛陽也便於南北流通。可“洛陽主”也有缺陷,即難控制巴蜀、西北。東漢邊患不絕,在西羌、北方遊牧人的持續壓力下,最終走向大動盪。
三國時,曹丕在洛陽稱帝,西晉篡魏,也在洛陽。南北朝的北族政權多取兩都制,在洛陽、長安軸心上反覆搖擺。
選長安,因有關隴貴族,即胡漢混血的軍功貴族,有封地,聚攏大量部曲,戰鬥力強。選洛陽,因南方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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