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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效果。
於是,司馬遷運用了烘托的藝術手段。
在第四段,寫了“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的情節。“十餘車”足以烘托郭解的物望之隆,“夜半”二字刷色,渲染出一派“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的緊張而神秘的氣氛。寫“徙茂陵”一節,襯托出他名重京師,以至顯赫的大將軍衛青為之說情,漢武帝親作決斷。當時武帝用主父偃之言,把天下的豪族富戶都徙居長安附近的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奸猾,該牽動了多少有錢有勢的人家!但幾曾有布衣贏得過大將軍主動出面為之求情?又有誰家勞武帝親自過問?要不是此人位下名高,何能致此?郭解徙居時,“諸公送者出千餘萬”為之餞行,他的感召力於此可見。徙家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歡解”,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先是,為了替郭解洩恨,他侄兒殺了“舉郭解”的楊季主之子楊掾;入關後,“已又殺楊季主”;楊家上書京城,“人又殺之闕下”;聯絡上文“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接二連三的無頭公案,顯示出幕後有多少人爭為郭解冒死殺仇,愈益烘托出郭解的行為品節,足以使天下傾心。
最動人的,要數逃亡臨晉一節文字。郭解避難逃到臨晉,此時他是一個被通緝的“欽犯”。他見到“素不知解”的當地俠義之士籍少公,請少公設法救助出城。少公把他護送出去,郭解自臨晉輾轉逃入太原。他“所過輒告主人家”,表現出光明磊落;而法吏跟蹤追捕,終於找到了幫助他脫逃的籍少公。籍少公為了掐斷線索,保護郭解,終於自殺以“絕口”。一個人的言行聲望,竟足以使素不相識的人為之殉身而無悔,其人必有一種內在的、不可企及的、動人心魄的精神力量。如此烘托,刻畫愈加深刻。
郭解被捕後,終因殺人之事非他所知,“吏奏解無罪”。熟諳文法吏事,外寬內深的御史大夫公孫弘卻說:“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將他判罪滅族。乍看似寫公孫弘執法嚴忍,其實都是烘托郭解。因為,他的號召力太大了,太可怕了。統治者不是按其罪論死,而是畏其威而必欲置之於死。看來,不殺郭解,這班人寢食難安。以一布衣而能令帝王將相懼怕一至於此,當是何等威震天下的人物!
有了以上層層烘托,司馬遷意猶未足,情猶未申,又反覆寫其風貌,作為反襯手段:“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解為人短小”;“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司馬遷與郭解同時而稍後,又曾同居茂陵,可能看見過郭解,郭解形貌也可能本來如此。但為什麼這位史家於此不憚反覆再三呢?這正是以“長不滿七尺”來反襯其“心雄萬夫”的手法。《史記·留侯世家》寫張良,“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何等威風!結尾卻說:“餘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用的也是這種反襯法。顯然,司馬遷看重的,不是人物的勇力,人物的外在美;他看重的是人物的深層力量,人物的內在美。他要刻畫的是人物的性格、品節和精神世界。
這篇傳記的諷刺意義含蓄深隱,極見匠心,也不可粗粗讀過。傳的開頭髮議論,先引了《莊子》“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幾句話(按:原文議論太長,本文未具錄),然後寫道:“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最後,郭解又被漢武帝滅族。首尾相應,被視為“竊鉤”者流的任俠之士都誅了,那赫然位在公侯之上,“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言必周孔的統治者,不正是“竊國”之徒嗎?傳的結尾,司馬遷慨嘆地說:“於戲惜哉!”武帝誅之,司馬遷惜之,一唱三嘆中,立場、態度、愛憎,何等鮮明!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論司馬遷《史記》曰:“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於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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