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與山巨源絕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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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嵇康當然知道司馬懿如何誅曹爽以及景元元年成濟殺害高貴鄉公的慘狀。而景元二年山濤升任吏部郎，其後又要舉嵇康以自代。吏部郎的職責是為司馬氏準備登基的官員，不幹傷天害理的事是不能作的。因此，“剛腸疾惡”的嵇康對“非吏非隱”（孫綽語）的山濤，忍無可忍，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奮筆寫下了《與山巨源絕交書》。

信的第一段是談寫信緣起，嵇康用“偶於足下相知耳”一句提起作綱，說明自己與山濤並不是真相知，山濤是顯宦，“多可而少怪”；而自己則是“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在處世態度上走的是兩條不同的道路，最後則以“越俎代庖”的故事，用“手薦鸞刀，漫之羶腥”作結，暗示山濤乾的事與“屠刀”、“腥羶”有關，而自己則不願幹那樣的玩意兒，用以引起下文。

第二段敘述自己疏懶成性，不願居廟堂為官。前半段談人生旨趣。“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安於賤職卑位，是老子的處世哲學。因此，他要求山濤讓自己“循性而動，各附所安”。結末則以“不涉經學”表示了對儒家的輕蔑，用“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表明了他自己連頭也懶得洗，尿也懶得解，豈堪屍居廟堂為吏。筆勢至此已漸奔放，嬉笑怒罵之勢已成，為深入發展下段預備下契機。

第三段具體地提出了“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開拓了上段的論點。先舉阮籍“口不論人過”，似揚實抑，似褒實貶。阮籍在司馬殘酷誅鋤異己、奪取政權方面，曾經賣過力，受過司馬懿從中事郎的官，在高貴鄉公之難後，他還得到了提升，封關內侯。這說明他已因效勞於司馬氏進入了權力內圈。因此雖“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但大將軍（即司馬昭）不能不保持之。而嵇康自稱“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正是表明他自己不願學阮籍，甘願“不識人情，暗於機宜”。中段明確提出“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己是學老莊的人，對於這維護統治的禮、法，有七不堪忍受，於人生興趣、日常生活方式上說明自己無法來擔任官吏。在“七不堪”之後更提出“兩不可”，明確說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政治態度是“非湯武而薄周孔”，是“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這下可捅到了馬蜂窩。原來中國古代凡在政治上想篡權奪位的人，莫不用湯武、周公來掩飾自己的篡權行為，莫不以順天應人，效法成湯、周武自居，這是他們奪取政權的理論根據和遮羞布。司馬昭殺了高貴鄉公之後，也還以“欲遵伊周之權”，“安社稷之難”來為自己辯解；阮籍為鄭衝寫的《勸晉王箋》，便是用“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這樣的話來歌頌司馬昭而獲榮升並得以善終的。兩相對比，無怪乎“非湯武而薄周禮”這句話觸怒了司馬昭，他迫不及待地要殺害嵇康了。

最後一段重複了第二段提出的“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要求山濤要像諸葛亮那樣“不逼元直以入蜀”，像華歆那樣“不強幼安以卿相”，態度似稍委婉；然而又提出“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己嗜臭腐，養鵷雛以死鼠”，借《莊子·秋水》中的寓言故事，把高官比作腐鼠，鴟嗜腐鼠，正如山濤之流要想做官；而把自己則比作鵷雛，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不願意像山濤那樣不擇木而棲，不擇主而事，再一次嚴正地申明瞭自己的政治標準，堅定地提出了不同流合汙，與前文緊相照應。中段敘述自己的家世，“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於嬉笑怒罵之餘，插入這段文情並茂的文字，使文章跌宕多姿，搖曳有致。這是作者情感的真實流露與處理文章的高度技巧。最後又系以“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