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反金人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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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鹹魚鋪之臭，天地澄清之氣不同於渣滓汙穢。而其所以不同，乃是見於言見於行；若無言行，只是“生緘其口”，那又何來仁人志士與卑鄙小人之別？另一方面，作者又指出：良好的政治，本應該鼓勵人們暢所欲言。堯時有“諫鼓”，供敢諫之士擊鼓以陳述諷諫之言；舜時有“謗木”，任民眾在上面書寫對政治的不滿和批評；周王朝還專門派人到民間採集風謠，以聽取老百姓的牢騷。——這些關於上古時代的傳說，作者認為是統治者理應仿效的。

而後筆鋒一轉，尖銳地刺向最高統治者：為什麼人們不敢說話，而視不違是非為高明，以無所建樹為淵默？這乃是“末葉陵遲，禮教彌衰”的結果。因為在君主專橫的權力下，委順方可取媚，剛直適足殺身，多言難免得咎，緘口乃能避禍。於是世間多唯唯諾諾之人，少坦蕩亮直之士；於是就有了這種偽造的《金人銘》，顛倒了美德與醜惡。

孫楚之為人，據《晉書》本傳介紹，是“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可謂獨立特行之士。魏晉時代之風氣，亦是異端思想流行，富於批判精神。在個人與社會的雙重條件下，產生了這樣一篇《反金人銘》。它以斬絕之辭，逆翻前人陳見，揭示隱忍苟且、平庸委瑣的所謂“美德”，實是殘暴專制的產物，於社會於個人毫無價值，又提倡無所忌諱、敢說敢做，要求廣開言路、容忍批評的政治，可稱是一篇奇文。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金人銘》的訓誡為人們普遍接受，《反金人銘》則近乎湮沒無聞；但在今天，它是更值得我們重視的。

銘文的風格，據陸機《文賦》所言，當以“博約而溫潤”為長。本文則文意醒豁，用語簡勁，也是別有追求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