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獄中上樑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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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的詭計囚禁了墨子，結果二國因此而危急，以及秦國任用了戎人由余遂稱霸中國、齊國任用了越人子臧而強盛一時的正反事例，說明偏聽獨任則失、公聽並觀則明的道理。

第四段指出人主有欲善之心，出於至誠，士未有不為之用者。作者認為，人主欲成就大事，不僅要不信讒言、遠離陰謀者，還得“欲善無厭”。晉文公之能“強霸諸侯”，齊桓公之能“一匡天下”，在於人主“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以至仇敵亦為所用；商鞅使秦強盛於天下而終被車裂，文種使越稱霸於中原而卒至誅身，在於人主未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故孫叔敖三去宰相之位而毫無悔色，陳仲子寧辭三公之聘去為人灌園。作者因此下結論說：人主用士，須披露心腹，坦現真情，肝膽相照，同甘共苦，無所吝惜。只有如此推誠，士必會如荊軻、要離一樣義無反顧、為己所用。

最後一段直接針對本事，闡明人君待士為左右人牽制之弊。作者指出，近者易親，遠者易疏乃是常理，正如無故將明月珠、夜光璧投人，人們必會按劍斜視，而彎木頭、老樹樁經過粉飾，倒能成為國寶。士之進退，亦常有此種情況，致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懷大才，因無“左右先為之容”，無法盡忠於當世之君。由此作者亮出了自己的主張：“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眾多之口。”在以秦始皇聽信寵臣之言而差點亡身、周文王任用偶遇之士而成就王業作例證後，便轉入對孝王接士為左右人所牽制的正面指責：“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結尾處再轉到士人身上，指明士之立身，品地高絕，若由左右而進，必不肯，從而表明了自己的堅貞節操，並以“忠信”二字照應篇首。

據史載，梁孝王讀了此信後，立即釋放了鄒陽，並把他敬為上客。歷來人們一直予此文極高的評價，如林雲銘贊之為“妙文”（《古文析義》），李兆洛譽之為“言情之善者”（《駢體文鈔》）。其藝術特色主要呈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氣盛語壯。鄒陽這封上書乃是希望求得自脫，但他並沒有通常人在這種處境中的哀求乞憐之狀，而是理直氣壯、激昂慷慨地陳述人主沉讒諛則危、任忠信則興的道理。他不僅借古喻今，暗責梁孝王之“偏聽”“惑於眾口”“牽於卑亂之語”，也正面直刺，指出梁孝王已沉陷在逢迎奉承的包圍圈裡，受到近侍妃妾的牽制，致使那些不受羈縛的才識高超之士與牛馬同槽。作者遣詞用意雖頗有些“不遜”（司馬遷《鄒陽列傳贊》），然所言全是至理，故反為孝王器重。所以清浦起龍曾評此文雲：“只反覆讒蔽之旨，不落一乞憐語，高絕。”（《古文眉詮》）《史記》稱鄒陽“抗直不撓”；《漢書》稱鄒陽“慷慨不苟合”，此文氣骨挺然、不迎合媚上之特徵，無疑是其人品的直接反映。

二是比物連類。梁孝王聽信了讒言而將鄒陽繫於獄中，要打動他，僅靠說大道理定必難以見效。因此作者旁徵博引，縱橫馳騁，反覆申說，從而使文章極有力度，頗有戰國遊說之風。如第三段在闡述人主須不“惑於眾口”時，便援引了大量史實，正說反說，橫說豎說，將事理說得透徹暢盡。第一層從女子無論美醜如何，一入後宮都會遭到妒忌；士人無論才能怎樣，一進朝廷都將遭到排擠的現象，指出嫉妒乃是人之常情。第二層先引戰國時代司馬喜、范雎兩個事例，說明才士因不肯黨同，故遭嫉妒尤甚；再引殷周時代申徒狄、徐衍兩個事例，說明才士之立身，與其苟合，毋寧跳江蹈海。第三層順轉，以百里奚、甯戚之所遇，指出人主於不黨之士當信之不惑。第四層再從人主角度闡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與“公聽並觀，垂名當世”，先是反說，以魯逐孔子、宋囚墨翟為例，說明惑於讒則國危；後是正說，以秦用由余、齊任子臧為例，說明不惑則國強。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