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1章 反對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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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館，明史館於順治二年初開史館，因政局未定，康熙四年又重開史館，雖然兩次開館，卻因三藩之亂以及當時反清復明的風氣正盛，漢人參與者寥寥，以致收效甚微。康熙十八年，在平定三藩大局已定的情況下，康熙再開史館，大規模組織學者修撰明史。

康熙十八年開設的博學鴻儒科，中試一等至二等的共五十人皆是分任編修、檢討各官，直接進入明史館修史，主要有湯斌、毛奇齡、朱彝尊、潘耒、尤侗、施閏章、汪婉、倪粲、方象瑛、姜宸英、嚴繩蓀等，皆是一時之名士大儒。

萬斯同、黃百家等大儒則雖不入史館受俸署銜，卻以布衣參與其事，萬斯同便是在王鴻緒府中參與編撰，老死於王鴻緒府中。充任明史館監修和總裁相繼有徐元文、葉方靄、張玉書、徐乾學、湯斌、陳廷敬、王鴻緒等人。

《明史》工程浩大，明史館三次開館，雖然集中了無數的飽學大儒，歷經數十年，到貞武手上，卻仍未成書，要說對明史的研究，對明亡原因的深刻認識，無疑是明史館的一眾編修、檢討官員。

貞武重視《明史》，並明確提出國不可無史，要求《明史》之編撰，敢於直書，無須刻意迴避，美化本朝，刻意培養敢於秉筆直書的史官的聖諭傳到明史館，一眾飽學之士皆是大為欣喜，待聽聞貞武有旨著明史館官員為京報撰寫文章全面深刻的探析明亡之因由，一個個大有得遇明君之感慨。

對於一眾編撰《明史》的官員而言，經世致用才是最重要的，否則辛苦編撰《明史》何益？歷史研究的目的和宗旨應該是尺為史者，將以明朝一代興亡治亂之故，垂訓方來。

貞武令將明亡之原因刊載在京報之上，這便是經世致用，濟時匡俗，讓更多的人取鑑明朝的人物事蹟，一眾明史館官員自然是欣然遵旨，研討之後，一致決定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詳加分析明亡的原因，弄出一個嚴謹系統的長篇。

相對於明史館這些個清流官員的欣喜振奮，京師大小文官們則是愁眉苦臉，新政不僅侵害縉紳利益，也侵害他們官員的利益，官紳一體納糧一體當差，這是從他們腰包裡搶銀子，這且不說，更令他們深惡痛絕的是廢除‘羨耗’的徵收，斷絕了‘羨耗’，無異於是掐斷了官員層層孝敬的源頭，州縣官員不能收取‘羨耗’，也就沒銀子孝敬府道官員，一省之大員們的孝敬自然也沒了，地方大員都沒人孝敬，京官還有誰來孝敬？

雖說貞武已經開始給官員加俸，可官員不是指靠俸祿過日子的，收禮才是官員的主要經濟來源，單純靠俸祿，那隻能保證吊著口氣不餓死。

新政不僅是斷了他們的財路，還要逼迫他們那糧當差，一眾官員自然是憤恨不已，更可惱的是貞武竟然還要他們為京報撰寫文章闡述新政的必要性，為新政叫好，這不是成心噁心人嘛，一眾官員聽的這道諭旨，一個個都跟吞了只蒼蠅似的噁心不已，卻是沒人敢站出來哼一聲。

大清的文官可比不上前明，明朝的文官集團除了皇帝無人能夠制衡，而大清卻有龐大的宗室、八旗勳貴等軍功士族階層，大清的文官們要依靠皇權才能爭的朝堂的一席之地，因此，一眾大臣是敢怒不敢言，誰要趕仗馬嘶鳴，包你馬上就能捲鋪蓋滾蛋，說不定還落得個抄家流放的下場。

明裡不敢抗爭，那便只能是消極怠工了，一眾大小官員或是請人捉刀，或是捏著鼻子親自上陣，皆將重點放在闡述縉紳與朝廷的關係上面，對於新政的種種舉措，絲毫不敢輕涉，一個個要麼就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要麼乾脆敷衍了事，甚或是洋洋灑灑萬言，根本就是不知所云。

文官們固然是心懷怨憤，武將們同樣是忿忿不平，雖然武將們靠的是吃空餉，喝兵血，與‘羨耗’沒多大關係，可能在京師混的出人頭地的武官哪個不是身家不菲，這年